这就是“移宫案”。

“明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牵涉到万历、泰昌、天启三代皇帝，但是以朱常洛为轴心人物。“梃击案”梃击的就是太子朱常洛，“红丸案”吃了红丸的也是朱常洛，“移宫案”则是朱常洛的宠妃西李选侍居占乾清宫。大家可能会说，这三个案子就是皇帝家里头的事啊？但是，皇宫无小事，这三桩案子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宫案”本身。因为：

其一，“明宫三案”影响朝廷决策。“三案”将朝廷注意力吸引到宫廷斗争。《明史·后妃传》记载：“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因之，朝廷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大政、要政上，诸如关外的辽事等，致使许多重大问题或束之高阁，或拖而不决，或决策草率，或决而不行。

其二，“明宫三案”加速宦官专权。《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跋扈，使本来腐败、黑暗的明末统治更加腐败、更加黑暗。

其三，“明宫三案”成为党争题目。明朝后期，有东林党、浙党、楚党、宣党、齐党等等，这些党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党不同，他们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是一些学人、官员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明宫三案”就成为党争的题目，比如说李可灼进红丸这件事情，方从哲他们说李可灼没有罪，他给皇帝治病应当赏银；东林党人则说，泰昌帝的死主要就因为吃红丸，李可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面要讲到的熊廷弼，他的三上三下、传首九边，都同朝廷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明朝廷“宫廷三案”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正是努尔哈赤建元、兴兵——下抚顺、清河，萨尔浒大战，又连下开原、铁岭的时期。努尔哈赤看准了时机，继续向明朝辽东重镇沈阳与辽东首府辽阳发动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