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往常一样，在接受母亲训斥衣服弄这么土，和帮我弹掉灰尘后，我硬馒头弄碗开水泡软，再合吃着中午的剩面条，不一会就结束了一顿晚饭。

时间就来到了傍晚，这刻，村里人的电灯泡也陆续点亮了，父亲已上了炕，在听“延河牌”收音机里播送的声音，母亲洗漱着刚吃完的碗筷和锅具，奶奶晚饭后，拄着拐杖，去她前院挨着过洞的窑洞休息去了。

在征得母亲同意后，我走出家门，进了大伯家前院土门楼。过了洞门，尽管漆黑，但熟悉的脚道，仅凭意识和脚下的记忆，我很快穿过驴槽旁的过道，再过洞子北头的装饰板门，容易地便来到大妈家的里院。

这个小院子北面一口窑洞，拐角东面还有口小点的窑洞，新婚满一年大哥、大嫂的住处。当时他们一家六口人，三个儿子一个大儿媳外加两位老人，除大哥外，还有一个大我三岁的三哥，另一个大八岁的二哥，他当时还在外服役当兵。

大伯是我父亲的哥哥，和父亲本是一家人，在爷爷去世前的前几年头里才分了家，于是，里院子中间竖起了一堵土墙，一大家分成了两个小家。像许多农村人一样，孩子大了就基本要分家、过活，这是世袭也是自然规律。爷爷和奶奶、我和父母亲自然成为了一个小家，大伯大妈成为了另外一家人。

提起爷爷，我就要回忆他一下，是一九七五年去世的，我意识中一个早上，放学后，在爷爷平日睡觉的土炕旁边，围了许多的邻里、本家和家人，大家七嘴八舌。据说当时爷爷先是不能说话，就这样连续在土炕上卧病七日后，辞世而去。他下葬的那天，天一直在下着大雨，按当地土葬的习俗，生产队和村上的邻居，踩泥合水，把成殓老人家的棺材运到村子外三里地的坟场，下了土葬。因自己年龄小，这桩事在我的印象总是影影呼呼的，但在我的潜意识中，在我家和大伯这两家人之间，我可是经常来回窜活，没感到有什么区别，都是我最亲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