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努力想要集中精神。周围的景象在我眼前模糊地晃动，直到车子驶入医院的停车区，我才渐渐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辆前往医院的车辆上。这辆车并不是我熟悉的警车，但它内部却配备有与警方通讯的电台设备。我观察着车内的人，他们虽然身着便装，但彼此间交谈的口吻和内容都透露着与警方的紧密联系。

电台里传来嘈杂的声音，其中夹杂着警察与车内人员的对话。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你们先垫付一下医药费用，货车司机那边我们已经控制了，不用担心，该给的医药费我们一定会给。”

车子缓缓驶入医院的停车场，我环顾四周，发现已经有好几辆类似的车辆已经提前到达了这里，司机或搀或抬或推着车向着医院里奔去。

从车窗望出去，我能感受到一股凝重的气氛。听说这些车上的伤者，有些是年迈的老人，他们在事故发生时就已经被确认多处骨折，疼痛让他们无法言语；还有一些人昏迷不醒，神志不清，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

一位医护人员匆匆赶来，与司机交谈了几句。我从他们交谈中得知，这家医院与公交集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公交车辆上的伤者通常都会送到这里接受治疗。听到这里，我心中不禁有些紧张。

我跟随其他乘客一同下车，来到医院大厅。我看到有些人对这家医院的选择表示不满，他们纷纷向警察询问是否可以更换医院。然而，警察的回答却让他们有些失望。他解释说，在这里治疗的话，警方可以负责垫付医药费用；但如果他们选择去其他医院，那这部分费用就需要自己承担了。听到这里，我意识到这好像有些反常，但我并不明所以。

在治疗过程中，我发现这里的医生对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态度极其不耐烦。一位医生一脸嫌弃地给我剪着头发，他的动作粗鲁而迅速，仿佛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物品。旁边的一位医生看着他手中的剪刀，担忧地说：“咱们这样剪行吗？好多头发碴子都掉伤口里面去了。”然而，那位剪发的医生却更加不耐烦了，他粗暴地回应道：“哎呀，真是烦死了，把那罐酒精拿来，我给他冲冲。”

这时，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他说道：“后仰，仰头啊，快点的，倒你脸上了啊。”我按照他的指示向后仰了仰头，只见他将一整瓶酒精直接倒在了我的头上。酒精的刺激让我疼得大叫起来，这疼痛比当时车玻璃拍下来还要剧烈。

那位医生又开始叫道：“哎呀，喊什么喊，你这么乱动我怎么缝针。”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这时，一旁的另一位医生插话道：“要不给他打一针麻药吧，不打麻药这样缝针太疼了吧？”听到这句话，我心中稍微有些安慰。那位拿着针的医生却烦躁地放下了手中的针线，“哎呀，算了算了，给他打点麻药吧，真烦。”说完后，他拿起针筒，向我的头皮打了一针。一会儿的功夫，整个头顶仿佛就失去了知觉，我知道这是麻药起了作用。

缝完针后，医生放下手中的针和我说道：“好了，没事了，你可以走了。”我愣住了，不解地问道：“走？去哪里走？”医生回答道：“当然是从哪来，回哪去了。”我惊讶地问道：“我被撞成这样，缝个针就把我打发走了吗？”医生冷漠地问道：“那你还想怎么样？”我坚定地说：“当然是要求相关责任人道歉和赔偿了。”

听到我这样说，医生明显一愣，他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冷漠地回答道：“那你和我说可没有用。”我坚定地说：“那就叫你们医院的负责人和我说。”医生不屑地笑了笑，“怎么着？还赖上我们医院了？”我坚决地回答道：“我撞成这样不能就这么出院了，你们医院要给我安排住院治疗。”

过了一会儿，一个自称是医院负责人的医生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我的伤口和检查报告，然后冷漠地对我说道：“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并无大碍，无须继续治疗，回家去吧。”我一听就急了，“都伤成这样不做任何检查就敢说没事？”，我高声质疑道。看到我如此坚持，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那好吧，带他去拍个脑。”

我躺在仪器上正在等待着检测，但医生他看到我时，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他冷冷地说道：“哎呀，你看看你，把我这机器弄得哪都是血，真是的。”说完后，他翻了个白眼，然后从旁边找来了块布，命令道：“快起来，起来。”，我起身后他用力地擦着血迹。擦完后，他将布扔在了上面，“躺下吧，头枕着这个布别再把上面弄上血啊。”

我躺在机器上，心中充满了不安和焦虑。我不知道自己的检查结果会如何，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医生开始操作着机器进行检查。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好啦，快起来，赶紧走，你看你把我这弄得多脏。”

我挣扎着从机器上起来，刚想问检查结果如何时，他却继续说道：“检查结果一会儿过来拿，快走快走。”说完后，他转身离开了室。

等了一会儿后，检查结果出来了。仪器检测结果显示为脑震荡。我拿着结果找到了那位医院负责人。他看了看结果后说道：“这个脑震荡不是什么大问题，一般出了这种车祸都会有脑震荡的。你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我焦急地问道：“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医院负责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道：“你如果执意要住院观察的话，我们这里没有病床了，你只能留在观察室。”

在焦急等待头部结果的同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部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走路时感到一阵阵的疼痛。于是，我转向那位医院负责人，眉头紧锁地表示：“医生，我的腿部现在也有问题，走路时感觉非常困难。”

医院负责人瞥了我一眼，似乎对我的担忧有些不屑，他轻描淡写地说：“哎呀，没事的，可能是抻到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观察室休息会儿，看看情况怎么样。”

我心中虽然不满，但此刻也无可奈何。只好强忍着疼痛，按照他指的方向一瘸一拐地走向观察室。每走一步，腿部都传来阵阵刺痛，让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走进观察室，我发现这里已经有几位伤者正在休息。我的座位旁边，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女孩看起来没有外伤，应该是坐在了靠司机的那边，而她的男友则显得有些狼狈，头上也缝了针，鲜血还在不断地渗出。

我们三人相视一笑，仿佛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彼此的无奈和不安。我主动和他们聊起了天，询问他们的伤势和情况。通过交谈，我得知他们两人是从外地来这里打工的，男孩在工地上做钢筋工。这次事故不仅让他们受了伤，还让他们的工作陷入了困境。他们也想找人讨个说法，但却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听到他们的遭遇，我心中也不禁涌起一股同情和愤慨。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在事故中受到了伤害，却还要面对医院的不负责任和冷漠。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刚刚的经历，心中更加坚定了要为自己和他们讨回公道的决心。

我们三人开始商量对策，决定一起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争取得到应有的赔偿和道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此刻我们都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共同为自己的权益而战。

在一旁的病床上，一位满头白发的大爷，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却仍然精神矍铄。他一边观察着窗外的风景，一边用他那富有经验的声音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病友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