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二十日，在朝会上，新任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唐俭上奏：

“唐律疏议规定，男子在二十岁后就需要承担赋役，至六十岁免除。因为贞观年间朝廷赋役压力过大，百姓因不堪重负，会通过逃亡或自残的方式来逃赋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承担赋役的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大幅下降。

唐律疏议规定，承担赋役的课口范围为：自普通百姓到六品以下官员家庭。每三年做一次人口普查，因此，民间百姓躲避兵役逃亡或自伤残的越多，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越小，随之课口补充进府兵的数量就越少。

截止到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全国人口为304万户、1235万人，其中，课口应为200万人，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2%。

我大唐每年财税收入为二千万贯，其中：租庸调收入1000万贯；占50%；地税220万贯，占12%；盐税仅1万贯；采矿税仅20万贯，仅占1%。

贞观初年，我大唐的官员与军队数量不是那么庞大，财政收支整体处于平衡状态，租庸调占了每年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其中规定：每一个课口每年缴纳粟米二石；每一个课口每年缴纳调为2丈绫绢，或2.4丈布，或3两绵，或3斤麻。

臣认为朝廷五品以上官员家庭享受着豁免赋役的特权，其数量甚众，粗略计算有60余万课口，按照每一个课口2丈绫绢，就已经豁免缴纳120余万绫绢调。臣在户部所了解到，贞观十三年课口应为200万人，朝廷每年应征收为400万绫绢调，但是仅征收200万绫绢调。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课口的数量大幅减少了，差不多得有半数左右的课口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现在大唐现有的1235万人口或豁免或逃亡近过半，相应地庸调的课口数量也减少过半，导致现在朝廷财政开支严重赤字。”

李世民听罢唐俭的上奏，说道：

“朕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检括户口行动，同时，想下达诏令：百姓故意自残的，按唐律疏议处1年半的徒刑，并且仍然要继续承担赋役。原因是自隋末以来，由于国家连连战争，百姓嫌服兵役过重，往往会选择逃亡，甚至是以故意自残的方式来逃兵役，还将此称谓‘福手’、‘福足’，自今遗风犹存，故朕想禁之。”

这时，魏征上奏道：

“臣认为圣上通过检括户口行动与严惩百姓自残行为，来避免课口数量急速减少，这是治标不治本，不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导致天下骚动，百姓逃亡或自残的更多了。”

李世民听罢，面容不悦地说道：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百姓逃亡或自残，不出十年，朝廷将无一个服赋役之人，也无一个可用之兵。怎么办？”

李世民扫视了群臣们一眼，但是群臣们都默不作声。李世民微叹一下，问袁天纲：

“袁爱卿，你出一个主意来解决上述问题。”

袁天纲急忙出列，沉吟片刻，回答道：

“臣认为，近年来，朝廷连连用兵，征突厥、吐谷浑、吐蕃、高昌、薛延陀，百姓负担过重才会纷纷逃亡或自残，长此以往，恐怕离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不远了，殷鉴不远，《司马法》云：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孙子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臣建议有两策：

一是，采取休养生息，慎重对外用兵，相应地减轻百姓服赋役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