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来大阪地的五月底，从内地爱人的电话中，我得知内地的分厂已经通知了我爱人，因为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撒谎办理的假期已满，单位督促我，赶紧返厂上班。其实那个年代，脱离国企单位人最初的做法都相似，大家最先是请假出来在外打工，很多的人就没理会单位的再三催令，更多的是选择，默默的放弃原来的“铁饭碗”（固定的国家正式工作），用比较规范的话讲，就是以自动离职对待。我们公司方面已经司空见惯，如果公司多次通过走完了“礼遇”警告后，那时一般都会报请人事部门，过些天，就会在原单位的大门口，看到除名的警告张贴。在外工作的打工者，经常见面后，也会用你上“光荣榜“（除名通告）来相互调侃。我也面临这种境地，当时离开单位的想法，是很单纯的，就是每月入不敷出，拿国企的可怜工资，实在是看不到日后大笔要花钱的出路何在？所以，现实迫使大部分人选择了离开。其实说别人听别人都是轻松的事情，一旦要除名快落在自己头上，还真的矛盾。那个计划经济后期，想想看，从小学到高中，家里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国家干部，自己也经过了千难万险和艰苦奋斗，好不容易才”端“上这碗饭！现在如果真的被除名了，觉得心里着实也委屈。在所有的结果都没有出来前，我觉得还是能把自己外出打工的真正目的，告诉我原来公司分厂领导一下，至少让他明白，不是脑子发热的盲目决定和刻意目无纪律，是那时生活被逼无赖的选择。

于是，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晚上，当时同宿舍的舍友上夜班不在，我早早的准备了信纸张，利用宿舍区夜深人静，开始了我给内地厂长的奋笔疾书。

“尊敬的厂长：

你好！

我是一九九一年分配进分厂，技术科工作，在分厂的三年里，主要从事所主管车间的技术主管和协调工作等待之类的工作过程叙述……。

在我书信的前半部分，除了介绍自己外，详细的讲述了自己出来的原因，主要两条：第一是自己的辛苦工作，收入却不能养活一家人当时正常的开销。第二自己家在农村，父母那个年代为自己上学，早就负债累累，自己的工作，没能力应付当时的重担，而且也无能力贴补父母，实在是汗颜，以公司当时的状况，也看不到尽头。结婚后，自己在租房组建家庭的情况下，后来，又要拉扯一个孩子，实在是力不从心等等。说是给厂长讲述经历和感受，实际上就是在前半部分信中苦诉和哭贫现实。信的后半部分，我在谈了自己的想法种种后，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表明我的态度，后来“降低”要求，如公司，能给我解决房子问题，哪怕分个一间的栖身之地，我当立刻返回上班等。其实说真的，以当时公司福利分房的制度原则，十年内我连排队的资格都不够，所以，给分厂讲这，也实在是刁难他们，他们也不会为我们这些穷学生，去出那个劲的，但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是传达给他们我的积极和正面想法。信的末尾，自然也客气了一番。信写了足足七页，第二天，找了个大点的信封，郑重写上“……分厂厂办转厂长（亲启）”的字样，就如释重负的投进了邮箱。

大约过了一个月后，爱人电话告诉我，分厂再也没有象之前一样频繁的找她，我想肯定是我那封“诉苦”的信，想必起了一些作用。其实在那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大环境时代下，随后也没有任何人再理会我了，原来的科里也没有再追究，事情就一直拖着，内地大环境不好，还真是要感谢时代，虽然他们没有替我争取什么，随后的两年多也就没了下文，与内地单位的工作关系，一直挂在科里拖延到了两年，直到后来办理了公司外出经营合同解决，这是后话。